人类究竟是应该杀生还是应该惜生，这是一个争论了数千年而至今依然纠缠不清的问题，这里就简单地梳理一下不同的观点与行为。人人都有惜生之情，但人们爱吃肉的习惯又往往需要其他生灵献出生命，这就使惜生之情与杀生之实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一些学派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多数文人却始终徘徊在二者之间，左…
人类究竟是应该杀生还是应该惜生，这是一个争论了数千年而至今依然纠缠不清的问题，这里就简单地梳理一下不同的观点与行为。
人人都有惜生之情，但人们爱吃肉的习惯又往往需要其他生灵献出生命，这就使惜生之情与杀生之实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一些学派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多数文人却始终徘徊在二者之间，左顾右盼，无所适从。
一、宰杀其他生灵天经地义。
不少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首圆象形天圆，人足方象形地方；人有大骨节十二，天有十二月；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总之，人是天的副本，在万物之中最为高贵。因此上天在生人时，还为人安排了他们所需的“营养”—物和义，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因此，人取万物而食天经地义。《吕氏春秋·爱类》则从另一角度支持这一观点：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
只要爱护自己同类，就可以为仁了，不必去爱护其他生灵。
古代也有禁杀令，但这些禁杀令的颁布并非为了爱惜生灵。比如《吕氏春秋·孟春纪》规定：“孟春之月……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但这一规定的目的不是为了爱惜鸟兽，而是想让它们生多一点，长大一点，以便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食物。《孟子·梁惠王上》对此说得更清楚：“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这种保护异类的目的类似今天的保护野生动物—爱异类是手段，爱自己才是目的。袁枚有一首《鸡》诗：
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
养鸡人让鸡吃饱喝足，目的不是为了鸡，而是为了自己。诗人还一本正经地告诫人们：这一秘密千万不要让鸡知道了！他在《爱物说》中更详细地说明这一道理：“然则孟子称‘数罟不入洿池’……奈何？曰：此非爱物，正所以爱人也。惧鱼之不繁，将不足于食。”
二、爱惜生灵功德无量。
与以上主张相对立的是无条件地爱护生命。庄子就认为在最美满的社会里，不仅人与人之间互不相害，就连人与禽兽之间也能相安无事：“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
最为惜生者当属佛教了。佛教有五戒之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首尾两戒都涉及不杀生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杀异类呢？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记载：
有一老僧过屠市，泫然泪下。或讶之。曰：“其说长矣。吾能记两世事：吾初世为屠人，年三十余死，魂为数人执缚去。冥官责以杀业至重，押赴转轮受恶报。觉恍惚迷离，如醉如梦，惟脑热不可忍。忽似清凉，则已在豕（猪）栏矣。……比受戮时……屠人先剚刃于喉，摇撼摆拨，泻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长号。血尽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声，渐恍惚迷离，如醉如梦，如初转生时。良久稍醒，自视已为人形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就是猪，猪就是人。生灵在五道之中轮回，惜生即可成人，杀生即可成猪，人猪之间并没有明显界限。面对香气四溢的猪肉，一旦把它同人肉联系起来，谁还能举箸下咽呢？因此，对待生灵，我们不仅不应该伤害它们，反而应该为它们多做好事。据说，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修行时，曾经以身饲虎，表现出了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以身饲虎的损失毕竟太大，而且恩泽面也不太宽，所以后人想出更为妥善的办法：
释法恭……以敝衲聚蚤虱，常披以饴之。（《高僧传》卷十二）
一件僧衲里不知能容纳多少跳蚤虱子，用自己的血肉喂养蚤虱的办法可以说是损失少，施恩多，自己的功德自然也就大。
佛门弟子劝告众生爱护生灵，使惜生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连一些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敢或不愿伤害一个小小的生灵。《东坡志林》卷二说：
皇帝陛下（宋真宗）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
一些书生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新的发挥：不仅爱惜禽兽的生命，甚至还爱惜植物的生命。《南史·孝义列传上》记载：
江泌……性行仁义，衣敝虱多，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叶而已。
爱护生灵，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扬。但问题是，一味惜生往往会同人们的生活需求发生冲突，那么又该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呢？
三、古人对戒杀与好味矛盾的解决方法。
不少人信佛，信佛就不能杀生，不杀生就没有肉吃；如果没有肉吃，这对人的好味天性也是一个不小的戕害。对于这些文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既能满足自己惜生的心理要求（古人主张论心不论事），又能满足自己的口腹之需。中国文人聪明如斯，他们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且不止一种。
（一）孟子：君子远庖厨也。
首位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是孟子。那时，是否惜生还没同人的轮回报应联系起来。孟子提倡惜生，主要还是一种道德自觉。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恩法，如此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恩德推广开去，最后自然会达到禽兽身上；孟子还反过来通过观察君主是否爱护禽兽，来推断他是否有能力施行仁政。但孟子同时又认为：“口之于味也……性也。”（《孟子·尽心下》）承认喜欢美食是人的天性。那么如何解决惜生与吃肉之间的矛盾呢？他说：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既想吃肉、又想惜生的君子最好远离厨房，以免看见禽兽生前活蹦乱跳的样子，听见它们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声。由于这一解决办法太简单，于是有人批评孟子虚伪。
（二）沈约：写忏悔文。
想做到绝对不杀生，几乎不可能。我们可以不伤害其他生灵，但其他生灵要来伤害我们时又该怎么办？按照佛理，那就听之任之，甚至还应该主动去接受这种伤害。但对于世人，即使他信仰佛教，在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甚至会出现发自本能的反抗。反抗就意味着杀生，面对这种意外杀生，信佛者又该怎么办呢？那就写忏悔文。沈约在《忏悔文》中说，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是水中游的生灵，都应加以保护，而自己却伤害了不少：
又暑月寝卧，蚊虻噆肤，忿之于心，应之于手，岁所歼殒，略盈万计，手因怒运，命因手倾，为杀之道，事无不足。迄至于今，犹未顿免。
这种忏悔对于已经被自己“手因怒运”而拍死的蚊子来说毫无意义，但可以使自己在心理上寻到某种安慰。
（三）僧人：以新瓶装旧酒。
改换名称，把吃肉叫“吃素”，这是解决矛盾的又一办法。苏东坡《东坡志林》卷二《僧文荤菜食名》说：
僧谓酒为“般若汤”，谓鱼为“水梭花”，鸡为“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
为了解决口腹之欲，有少数佛门弟子把酒叫“般若汤”，把鱼叫“水梭花”，把鸡叫“钻篱菜”。这种现象看似好笑，其实它反映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改换一下名称，以自欺欺人。
（四）苏东坡：集解决矛盾方法之大成者。
苏东坡是位美食家，他对猪肉极有研究，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东坡煮肉得法，后人依此制作，逐渐形成了中国肴馔中著名的东坡肉。对于这样一位美食家，要想用道德说教和宗教禁忌让他不吃肉，实在太难。但苏东坡毕竟是古今第一聪慧之人，其才智又远在常人之上，他自有解决妙法。
第一种方法是吃死物之肉。
苏东坡《书〈南史·卢度传〉》说，他从小就爱惜生灵，但因好味，仍不免时时杀生。后因“乌台诗案”下狱，几不免死，感到自己当时的处境“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他从自己对死亡痛苦的感受中，联想到其他生灵的死亡痛苦，于是便决意不再杀生，别人送给他的蟹蛤，也都放生了。但他吃肉的天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于是他就专吃“死物”。陶宗仪《说郛》卷七记载了苏东坡的一段话：
某昨日买十鸠，中有四活即放之，余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买鱼数斤以水养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悦我口。虽腥膻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尔。
苏东坡把鸠、鱼养起来，活的放掉，死的自食，这和杀生也差不了许多。所以即使吃死物，依然是忧心忡忡。
第二种方法是为那些被吃掉的生灵诵经念佛，超度它们早入天堂。
苏东坡后半生过得越来越难，对死亡的感受也越来越强烈。在他被流放期间，感到“去死地稍近”，为挽狂澜于即倒，便效法钱塘和尚寿禅师放生，希望“于此证阿罗汉果”（《寿禅师放生》）。于是他就把母亲留下的簪饰全部用来买生灵放生。有一次，苏东坡看到侍妾朝云把虱子掐死了，就对她大加斥责，并为虱子辩护：“是汝体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当拾而放之可也。”（《善诱文》）在苏东坡看来，虱子咬人，怪人而不怪虱子，因为是人自身生出虱子来让它们叮咬自己的。苏东坡爱虱子，却不爱比虱子个头大得多的鸡。这是因为虱子不能做成美味，而鸡却是他不可或缺的一道佳肴，袁中道《书〈戒杀文〉后》说：
东坡学佛，而口馋不能戒肉。至惠州，尤终日杀鸡，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故每月为转两日经，救拔当月所杀鸡命。
苏东坡一边吃鸡，一边为所吃的鸡做佛事，既不耽误鸡的升天，也不耽误自己成佛，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需，实不失为一石三鸟的聪明之举。
第三种办法是用“世无不杀之鸡”这一借口来安慰自己。
袁中道《书〈戒杀文〉后》说苏东坡吃鸡的另一个理由是“世无不杀之鸡，均为一死”。既然鸡生来就是要被杀掉的，那么无论谁杀也就无关紧要了，而且自己杀了，既可免别人多费一事，也可免别人多造一罪孽。如此想来，自己杀鸡也不失为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
第四种方法尤为狡黠，用佛理来为自己吃肉作辩护。
苏东坡有一篇《禅戏颂》，用禅师的“不执著”来证明自己吃肉不仅不是破戒，而且是超悟佛理的一种表现：
已熟之肉，无复活理。投在东坡无碍羹釜中，有何不可？问天下禅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吃得是吃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禅和子。
佛教要求人们对万物不加分别，禅宗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重点突出“不执著”。于是苏东坡就问：放在我碗中的这些肉，究竟是肉呢？还是素呢？对于禅宗的人来说，无论说它是肉还是素，都是一种分别、执著的表现，应该说它既是肉也是素，既不是肉也不是素。既然肉和素没有分别，那么吃肉和吃素也就没有差别了，于是吃肉也就等于吃素了。更何况这些已经做熟的肉不可能有再生的道理，把这些无再生之理的熟肉放在自己的不执著（无碍）的锅碗中吃掉，那有何不可！
其实，即使终身不吃肉，也很难彻底贯彻不杀生原则。杜甫就遇到这样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仍然是出在鸡的身上，不过不是因为吃鸡，而是因为养鸡。他在《缚鸡行》中说：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卖鸡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把鸡养在家里，鸡吃虫蚁，这是杀生；把鸡卖了，鸡又会被别人吃掉，同样也是杀生。思来想去，很难找到一个两全之法。聪明的大诗人也只能感叹一声“鸡虫得失无了时”，然后“王顾左右而言他”，去依山阁、看寒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