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皆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于诸侯矣。”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当抉择。

袁了凡所引用的孔子批评子贡、表扬子路这一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察微》。关于如何鼓励人们行善，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把控的问题，这也是老庄与孔孟争论的焦点。

学界一般认为老庄是反对仁义的，其实这是最大的学术误解，老庄反对的是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而提倡“上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与善仁。”（《道德经》八章）真正崇尚“仁”的人做好事不带任何个人功利目的，为了个人利益而去行善，就不是真正的“仁”，而是商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孔子对此也非常赞成，他把行仁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礼记·中庸》）

孔子认为最高的仁是发自天性、不带任何个人功利目的去行仁，这就是“安仁”，也就是老子的“上仁”；其次是认识到行仁对人我皆利而主动行仁，这就是“利仁”；还有出于其他各种原因—比如因惧怕舆论、礼法而勉强自己行仁，这就是“强仁”。孔子也主张不带个人功利目的去行仁，但他同时又看到能够做到“安仁”的“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表记》），对于广大民众只能讲“利仁”，用名利去勉励他们行善。这就是孔子批评子贡、表扬子路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孔子推行仁义的方法较为切实可行，“安仁”的主张往往只能成为海市蜃楼，看似绚丽无比却虚无缥缈、难以落实。然而老庄反对“利仁”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宣扬、奖赏“利仁”的结果，往往会使仁义、善行堕落为人们玩弄阴谋的工具：

西门豹尹河西，以赏劝民。道有遗羊，值五百，一人守而待。失者谢之，不受。疆曰：“是义民也。”赏之千。其人喜，他日谓所知曰：“汝遗金，我拾之以还。”所知者从之，以告疆曰：“小人遗金一两，某拾而还之。”疆曰：“义民也。”赏之二两。其人益喜，曰：“我贪，每得利而失名，今也名利两得，何惮而不为？”（《呻吟语·治道》）

西门豹在河西（泛指黄河以西地区）主政时，用“利仁”鼓励百姓行善。有人拾到一只价值五百钱的羊，然后无偿地把这只羊交还给失羊人，这一行为是老、孔所主张的“上仁”“安仁”。西门豹为了表彰他，加倍赏给他一千钱。这种奖赏善行的政策吊起了拾羊人的胃口，他便与自己的朋友相互勾结，以拾金不昧的假把戏骗取官府的赏金。这个故事清晰地说明了一位本无“利仁”之心的诚实人是如何被奖赏善行的政策诱导为一个借伪善谋真利的巧诈小人。因为行善能够“名利两得”，于是盗用仁义就由个人行为慢慢发展为集团行为，由个别现象蔓延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里，把鼓吹仁政作为换取百姓支持的手段，几乎成为当权者无须掩人耳目的“阳谋”，于是“善”由内在美德逐步堕落为外在的谋利工具。我们在前文所列举的田成子、王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庄子·外物》也讲了一个盗用仁义的故事：

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

演门是战国时期宋国都城的东门，住在这里的一个宋国人的父母去世了，这个宋国人因悲痛欲绝而搞得自己骨瘦如柴。宋君为了奖赏他的孝心，就提拔他当了官师。乡亲们一看到孝顺父母还有这样大的好处，便纷纷效仿，在父母去世后就故意损害自己的身体，结果死了一半。

总之，孔子的“利仁”主张符合世人的道德水准，向人们宣讲“利仁”的主观目的也值得肯定，即使出现一些无伤大雅的伪善现象，也胜于血腥屠戮的丛林法则，只是在推行切实可行的“利仁”的同时，我们还要仔细审视、检束那些假仁爱以谋私利的伪善者，把控着适当的度，以遏制那些过度的伪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