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特别重视言语。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弟子南容多次吟诵《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圭（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制礼器）上的瑕疵，尚且可以磨掉；而言语的失误，就不容易消除了。”孔子听到后，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这说明孔子十分重视言语的问题。孔子之所以重…
古人特别重视言语。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弟子南容多次吟诵《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圭（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制礼器）上的瑕疵，尚且可以磨掉；而言语的失误，就不容易消除了。”孔子听到后，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这说明孔子十分重视言语的问题。孔子之所以重视言语问题，主要是因为言语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以及言语者的个人祸福。《荀子·荣辱》说：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说几句温暖话，其温暖程度超过了棉衣棉被；说几句伤人话，其伤人程度超过了矛戟刺人。我们先看“与人善言，暖于布帛”的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宣公十二年冬天，楚王率兵进攻萧国，这期间有一个小插曲：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大臣申公巫臣向楚王汇报说将士们十分寒冷，楚王便巡视全军，对将士们讲了一些慰问的话，将士们听后，一个个心中都暖融融的，就像穿上了温暖的棉衣。
我们再看用语言伤人而自伤的例子。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在当时名声极大，《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了他路过赵国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孟尝君被封在薛，故称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孟尝君为天下名人，赵人争相观看，结果大失所望，议论说：“原以为孟尝君是一位魁梧的大丈夫，没想到却是一个又矮又小的小男人。”观看者的这番议论可能是并无恶意地脱口而出，甚至可以说是客观评价，却大大地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孟尝君，导致数百人被孟尝君的门客所杀。因此明代的人反复告诫说：
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吕得胜《小儿语·杂言》）
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慎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高攀龙《家训》）
古人认为，导致家破人亡的原因，十之八九是言语不当造成的。《说苑·敬慎》记载，孔子到周朝洛阳去求学，看到太庙（周天子祭祖的地方）右边的台阶前，有一个用金属铸造的人像，嘴巴上有三道封条，人像的背部铭刻着这样一些话：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金人铭》中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三缄其口”这一成语的出处。孔子看了以后，感慨地对弟子说：“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如此谨言慎语，就不会因为言语不当而遭遇灾祸了。到了后来，人们不仅继承了慎言的古训，而且还具体指出了一些应该慎言的内容：
一、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讲话要特别小心。《论语·宪问》记载：“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段话翻译出来就是：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便直言直行；国家政治昏暗时，便行为正直，讲话要谦卑，不可太直率。”
这可以说是一位饱经政治风霜的老人的经验之谈。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远离封建制度的严酷统治，但在处理人与人、下级与上级关系时，孔子的告诫依然不失其借鉴意义。如对待朋友就应如此。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关于交友的原则，孔子回答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忠告朋友，把朋友向正道上引导，如果再三劝告，朋友依然不听，就不要再讲了，以免自取羞辱。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往原则，既不会激化矛盾，又能给对方一个反省时间。
二、不要背后议论别人的错误。马援是东汉名将，当他率兵征战、远在交趾（今广东一带）时，还不忘写信给喜欢议论别人的两个侄子马严、马敦，告诫他们说：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后汉书·马援列传》）
马援希望侄子听见别人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名字一样，只可听听，不可再讲。喜欢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随意批评朝廷的法令，这是他非常讨厌的。马援说自己宁死也不愿后辈有此毛病。宋代的陈录《善诱文·省心杂言》也说：
寡言省谤，寡欲保身。
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害。
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庶几为君子。
可见背后议论别人是古代贤人所深恶痛绝的。当然，这些原则也带有明哲保身的目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一原则是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的。
三、批评要注意方式。
古人主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既然如此，虽然古人反对背后议论别人，但当面批评还是必要的。如何批评别人，这也是一门艺术，古人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庄子首先提出“与古为徒”的批评方法，《庄子·人间世》说：
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
庄子的这段话是说：在批评别人时，不要直接用自己的话去讲，而是引用古代圣贤的现成话，这样，既达到了批评的目的，又使被批评的人不会有太多尴尬，因为那是古代圣贤讲的，不是自己在批评对方。王阳明就曾采纳了庄子的“与古为徒”的方法，从而化解了不少人事矛盾。
四、要注意谈话对象与自己的关系。
韩非指出谈话时，一定要看谈话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是否密切，关系密切，可以把话讲得深刻一些，否则，就不可深讲。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谈话结果是事与愿违，既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会影响彼此的感情。为了说明这一道理，《韩非子·说难》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砍去双脚）。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赦免砍脚的罪过）。”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把剩下的半个桃子递给卫君吃）。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自己舍不得吃而给我吃）。”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第一个故事是说，宋国有一个富人，家里的墙壁被大雨冲坏了，他儿子和一位邻居老人都劝他赶快把墙壁修好，不然将招来盗贼。那天晚上果然家里被盗，这个富人认为自己的儿子极为聪明，而怀疑偷盗他家财物的就是那个邻居老人。第二个故事是说，当卫君喜欢弥子瑕时，弥子瑕的所有行为都受到卫君的赞赏；当卫君不喜欢弥子瑕时，弥子瑕的所有行为又都成为他的罪证。根据谈话对象与自己关系的深浅，来把握谈话内容，应该说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如果不看对象，任意谈去，其效果一定是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谈知心话，却不同他谈，这是错过了一位知音；不可以同他谈知心话，却同他谈了，这就是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有智慧的人既不错过知音，也不讲不应该讲的话。”
总之，在古人看来，少说为佳，如果需要说，也要讲究方式。反过来，当我们在听到别人的传言时，也应有一定的分寸。明代人吕得胜《小儿语·杂言》说：
人言未必皆真，听言只听三分。
一件事情，一段言语，在人们的传递过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失真，因此听到什么传言，只可信其三分。《吕氏春秋》专列一篇《察传》来讨论这一问题，说：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听到别人的话，不可不仔细审察。事情经过几道传递，白的会被说成黑的，黑的会被说成白的。狗像玃（猴子的一种），玃像母猴，母猴像人，人与狗相差悬殊，但几经传言，狗就被说成是人了。这是愚人轻信传言的大错误。听到传言，仔细审察，这对个人有好处；听到传言而不加审查，不如不听。《察传》还举例说，宋国有一丁氏人家，家里没有井，要到外面挑水，这就经常占用一个人工。后来在家里挖了一口井，丁氏就告诉别人说：“我挖井得到一个人。”于是“丁氏挖井得一人”的消息就传开了。宋君听到后，就派人问丁氏，丁氏回答说：“是说我可以多得一个人使唤，不是说我在井中挖出了一个人。”由此可见，传言失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社会弊病。据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听谗诗》，不知作者是谁。诗歌如下：
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宝剑名），杀人不见血。
即使在美好的社会里，喜欢搬弄口舌的人总不至于绝迹。因此，读读这首诗歌，应该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