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本为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的训子书,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以亲身经历阐述命由我作、善恶报应之理,使得该书一问世就成为最受欢迎的家训之一,风行四百多年。时至今日,其思想和智慧依然鲜活。
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行年五十,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原文】

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1),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二十一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及二十二岁,回视二十一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递递改之(2)。行年五十(3),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注释】

(1)蘧(qú)伯玉:人名。春秋时卫国贤人。关于蘧伯玉及其改过事迹,详见“评注”。

(2)递递:一步一步地。

(3)行年五十:将近五十岁时。行,将近。

【翻译】

从前,蘧伯玉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察觉以前的错误而予以彻底改正。到了二十一岁时,这才知道之前所改正的错误,还不够彻底;到了二十二岁时,再回顾二十一岁时的生活,就觉得那时好像是生活在梦中一样糊涂。如此年复一年,一步一步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到了他将近五十岁时,依然在反省过去四十九年中所犯的过错。古人就是这样修学改过的。

【评注】

蘧伯玉名瑗,春秋时期卫国贤臣。孔子游历卫国时,曾住在蘧伯玉家中。关于他善于改过的情况,《论语·宪问》就有记载: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蘧伯玉派使者到孔子那里,孔子便与使者坐在一起而询问说:“蘧伯玉先生现在做些什么?”使者回答说:“蘧伯玉先生一直希望减少自己的错误但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可见,蘧伯玉当时就是以善于改过而著称的。关于这一点,《庄子·则阳》还有一个更为生动的说法: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蘧伯玉活到六十岁,六十年来他对事物的认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未尝不是开始认为某件事情是正确的,而最终又认为它错了而加以批评,我们不知道他如今所肯定的事情,就不是他五十九岁时所否定的事情。”由此可见,蘧伯玉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寻求进步。

蘧伯玉如此贤良,并未得到卫灵公的重用,以至于卫国的另一位贤大夫史鱼不得不用尸谏的方式举荐他。《韩诗外传》卷七记载:

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

史鱼去世前对儿子说:“我生前不能举荐贤人蘧伯玉,也不能罢黜佞臣弥子瑕,死后就不应该把我的遗体放在正堂里治丧,能够放在卧室里,我就心满意足了。”当卫灵公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这才重用蘧伯玉。《韩诗外传》卷二对蘧伯玉有一个整体评价: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比喻法律、制度)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名昭诸侯,天下愿焉。

蘧伯玉内方外圆,待人宽容,对己严格,他心胸豁达,人见人爱,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

最后要说明的是,《庄子》只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袁了凡则说蘧伯玉从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类似的改过行为。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袁了凡误记了《庄子》原文,二是袁了凡另有所据,因为他看到的史料,很可能比我们看到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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